劉奇: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十大困境

時間:2019-10-24 12:44:20| 作者:adminbj| 查看: | 評論:

摘要: 劉 奇中國農業必須考慮到現實國情。中國的工業化還處于中級階段,吸納就業的能力還很有限。因此,轉移農民需要把握速度。土地過度規;洜I,100個人的地給1個人種,其余9 ...

劉奇: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十大困境

劉 奇

中國農業必須考慮到現實國情。中國的工業化還處于中級階段,吸納就業的能力還很有限。因此,轉移農民需要把握速度。土地過度規;洜I,100個人的地給1個人種,其余99個人到哪里去,去干什么?這是一個最直接的現實問題。只看經濟效益,不看社會效應是行不通的。當年效法蘇聯教訓慘痛,今天效法美國帶來的后果還難以估量。

糧食十連豐,農民增收十連快,中國農業歷經磨礪,十年生聚,十年發展,一路向好。但一片繁榮景象使社會長期陶醉在“衣食無憂”里,一些矛盾和問題逐漸滋生、累積,正在凝結成阻礙發展的困局。


困境一:離農越遠,離現代化越近

一些人,尤其一些領導干部長期在一個誤區里打轉轉,認為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,而農業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適應的落后文明形態,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離農越遠,離現代化就越近。這是一種流行廣泛的認識誤區。由此導致一些地方一些人或談農色變,或談農無言,或只尚空談,中央的“重中之重”戰略成了“輕中之輕”。人類文明有三大基本載體,農業文明、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,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社會分工專業化的生活和思維方式。這三大文明是人類社會所有文明的基本載體,任何文明形態都依附于這三大文明之上。理清這三大文明之間的關系是走出認識誤區的關鍵。

作為最早發育起來的農業文明,是人類文明的母體文明,它是與工業文明、城市文明并行不悖、共生共榮的一種文明形態。與工業文明、城市文明相比,農業文明提供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生存資料和生存方式,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文明,是其他一切文明的基礎。因此,沒有農業文明的文明是殘缺的文明,沒有農業文明的經濟是斷裂的經濟,沒有農業文明的社會是危險的社會,沒有農業文明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發展。農業文明不是落后、腐朽、該拋棄的文明,它與工業文明、城市文明并非你死我活、非此即彼的關系。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舒爾茨就質疑劉易斯的工業化發展思想,反對以輕視和犧牲農業來發展經濟的做法,強調人力資本和生產要素配置對傳統農業進行現代化改造。

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繼起性。后一層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層次文明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。農業文明為工業文明、城市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基礎。美國就是以農業現代化為基礎,然后實現工業現代化、城市現代化。中國如果農業這條短腿不能加長,那么實現農業現代化就是一句空話;谌祟愇拿骼^起性的特點,文明的發展不可倒序。我們今天走的是劉易斯外延式擴張,把工業、把城市做起來,然后反哺農業的路子。其弊端已很明顯,僅靠輸血解決三農問題是不可能的,農業必須同時走舒爾茨內涵改造的路子,像工業文明、城市文明一樣,把諸多現代元素注入農業,培育農村內生性的物質基礎,增強造血功能,讓農業農村農民同時現代化起來,農業這條短腿才能加長,農業文明才能與工業文明、城市文明同時發展、同步發展、同樣發展。在三大文明的關系問題上,有的人是真糊涂,有的人是裝糊涂。真糊涂好辦,裝糊涂可就難辦了。

困境二:從仿蘇到仿美的邯鄲學步

我國五、六十年代效仿蘇聯集體農莊,大搞人民公社,用那種大一統的政治思維處理需要市場分散決策的經濟問題,最后走入衣不遮體、食不果腹的困境。今天當年效法蘇聯的余悸尚在,一些人又在大力鼓吹美國的大規模經營。美國的家庭農場平均3500畝,我國每戶不足十畝,美國3億多人,我國比美國多10億人,但是美國的耕地差不多比我國多10億畝。世界上有兩種類型的農業:人多地少型和人少地多型,我國顯然是人多地少型的,在人口稠密的廣大農村走美國式的大型農場規;凤@然是不可行的。況且,土地規;洜I超過一定程度,效益就會下降。到目前為止,日本2公頃以上的農戶也僅占15%左右。以1970年的日本和美國為例,美國農民1人1臺拖拉機,日本45人一臺,美國勞均生產糧食是日本的10倍,而單位土地產量僅為日本的1/10。

美國農業追求的邏輯目標是單位勞動力產出最大化,中國農業追求的邏輯目標是單位土地產出最大化。美國拼的是土地優勢,中國和日本一樣,沒有土地優勢,只有勞動力優勢。中國農業必須考慮到現實國情。中國的工業化還處于中級階段,吸納就業的能力還很有限。因此,轉移農民需要把握速度。土地過度規;洜I,100個人的地給1個人種,其余99個人到哪里去,去干什么?這是一個最直接的現實問題。只看經濟效益,不看社會效應是行不通的。當年效法蘇聯教訓慘痛,今天效法美國帶來的后果還難以估量。

因此,我國不能盲目效法美國,不能違背農民意愿,不能違背經濟規律,更不能違背中國的現實。必須走有中國特色的土地適度規;霓r業現代化道路。一是適應現代農業的規模要求,在產業布局、產業鏈條、組織、服務、適合工廠化生產的種養業五個方面著力推進規;。土地規;仨殗腊堰m度關,農業部專家錢克明估算適度規模南方以30-60畝為宜,北方以60-120畝為宜。二是建立農地經營的準入和退出制度。農業是專業性很強的行業,不熟悉情況,不掌握技術,很容易失敗。我國現在誰都可以去搞農業經營,很多企業到農村圈地因不具備經營能力和條件,不僅導致損失慘重,也浪費了珍貴的土地資源。因此,我國農業土地規模經營必須建立準入和退出制度。三是把經營方式選擇權還給農民。中國所有改革都是農民的創造。革命年代,中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,中國農民是革命的農民;改革年代,中國改革是農民的改革,中國農民是改革的農民。沒有誰比農民更了解自己,沒有誰比農民更清楚自己該走什么路,也沒有誰比農民更對自己負責。農業的經營方式只能靠農民自己選擇,是出租,是入股,是合作還是轉包,由農民自己決定。政府要做的只可以按照經濟規律,加以引導,同時做好各種服務。

誠然,土地需要流轉,中國農村的土地流轉應分三個層面:第一個層面,需要靠行政力量推動的,我們稱之為“行政流”。即把一戶不足十畝的承包地分為七八塊,怎樣合成一塊。這是一家一戶辦不了、也辦不好的事情,必須依靠集體組織統一行動。當年靠行政力量細分,今天還應靠行政力量整合,在此基礎上完成確權登記頒證。這方面,安徽蒙城、河南民權等地都有很多成功經驗。第二個層面,需要市場推動的,我們稱之為“市場流”。在完成“一塊田”行政整合、做好確權登記頒證的背景下,是合作、是入股、還是出租,由農民按市場規律自由選擇。政府只應做好服務,不可強行干預。第三個層面,需要法律推動的,我們稱之為“法律流”。如抵押、擔保、買賣是現行法律不允許的,必須在國家修改憲法、土地管理法、物權法、擔保法等相關法律的前提下,才能依法流轉。當前各地政府應充分理解中央土地流轉的初衷,充分尊重農民的選擇。首先應做的是抓好“行政流”,做實“一塊田”,不應只緊盯著“大規模”的企業規;,而不屑于“小規模”的家庭規;,過分熱情地插手“市場流”和“法律流”,使該做的沒做好,不該做的做過了頭。“行政流”是“市場流”和“法律流”的基礎,只有做好“行政流”,才能順暢推進“市場流”和“法律流”,不然將遺患無窮。

以人少地多的美國模式移植想象,解決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問題,帶來的只能是亦如效法蘇聯的折騰后果。因此,中國農業應該、也必須跳出“東施效顰”的怪圈,因國制宜,發掘傳統農業精華,借鑒現代農業經驗,用“歷史的耐心”走好自己腳下已經生成的道路。

困境三:經營主體的選擇

我國農業經營主體主要有六個類型:專業大戶、家庭農場、農民合作社、社會化服務組織、龍頭企業、小農戶。不論哪種類型,都離不開家庭經營這個核心要素。家庭既是基本經營單元,也是主體、主力、主導。但不少地方,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強力推進土地集中連片,千方百計扶持所謂的龍頭企業搞成千上萬,甚至幾萬畝的大規模經營,以為政府和企業才是農業經營的未來主體,這是十分荒謬的。

農產品生產相對于工業產品生產有六大自身特點:不可間斷、不可倒序、不可搬移、是活的生命體、遵循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兩個規律、結果只能最終一次性顯現。

這六大特點決定了農業必須以家庭經營為單位。這是古今中外農業發展的基本經驗,小崗村的大包干取得成功的關鍵就是恢復了農業的家庭經營功能。農產品生產無法并列交叉作業,生產的繼起性、周期性、季節性、地域性比較強,栽種、管理、收割等各階段的勞動強度不同,要求勞動者有非常好的執行和協作精神。自然因素、外界環境等影響較大,同一地塊的農產品生長都有差別,要求團隊勞動者之間能進行有效的信息溝通。這些要求整個勞動團隊的每個勞動者都要盡心盡力,盡心盡責,這樣的勞動團隊只有家庭為單位才能做到。同時,農產品生產很少有中間產品,而且產品個體具有獨特性。對具體勞動者在某一單獨時期、某一批次產品的勞動質量、效率和重要性,很難具體衡量,衡量不準就不能做到準確激勵。如果進行全過程監督考核,其成本高到無法承受,因此,農業必須由一個最佳利益共同體經營。在各種社會組織中,只有家庭能夠做到在勞動分配中執行力最強、勞動最盡責、監督成本最低,也只有家庭能夠做到在勞動成果和利潤分配過程中矛盾最小,離心力最小。

家庭是無與倫比的最佳利益共同體,只有家庭才能實現農業效益的最大化。在發達國家,美國家庭農場占86%,法國占88%,歐盟15國平均占88%。在中國,2億多農戶進行家庭經營,用占世界1/10的耕地生產出占世界1/5的糧食總產量,養活了占世界1/5的人口,這是最有力的證明。

歷史的教訓已經昭示我們:農業經營的主體不是政府,不是企業,而是家庭。當年“公社+社員”,是政府在種地,種到餓死人。“公司+農戶”,是企業在種地,弊端正在顯現。中國農業必須走“農戶+農戶”的路子,才是正途。目前,全國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企業大約1500萬家,這1500萬家企業平均壽命5年左右,農業企業的風險更大,大公司經營農業隨時都有破產的危險,這個風險立馬就會社會轉嫁到政府頭上。今天鼓動兼并,到時苦果自食。

困境四:現代農業等同于農業現代化

不少人把現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混為一談,以為只要土地實現規;,再加上現代設施、現代技術,就是農業現代化了。這種片面的理解,很容易把農業現代化建設導入歧途,F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不是同一個概念,最根本的區別是追求目標不同,現代農業追求的目標單一,就是經濟;農業現代化追求的目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,體現為經濟、社會、政治、文化、生態五位一體。

人類農業發展已經歷了三種形態,原始農業、傳統農業、現代農業。原始農業就是刀耕火種的農業;傳統農業就是農業在一個封閉的內循環狀態下向前滾動發展的農業;現代農業就是打破了封閉的內循環格局,注入外力,拉長產業鏈的農業,就是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和提升,F代農業分為前、后兩個階段,前現代時期有兩個主要標志,即注入了兩個外力,一是化肥、農藥的使用,二是用機械代替了人力畜力;后現代時期的主要特征,是拉長了產業鏈條,建立了農業、農產品加工業、農業服務業這樣一個一、二、三產聯通上中下游一體、產供銷加互促的產業體系。這個產業體系就是我國現階段農業現代化需要建設的產業體系。

農業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。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,就是要通過科學技術的滲透、工商部門的介入、現代要素的投入、市場機制的引入和服務體系的建立,用現代科技改造農業、用現代工業裝備農業、用現代管理方法管理農業、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服務農業,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,增加農民收入,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,實現可持續發展。

農業現代化,農業是本體,農民是主體,農村是載體,F代農業只要求實現“本體”的現代化,這是不完整的現代化,“主體”和“載體”如果不能同時實現現代化,“本體”農業就無法實現現代化。只追求單一的經濟目標,不追求五位一體的綜合目標不是農業現代化。因此,必須重構農業現代化體系,重啟農業現代化議程,做到“三體共化、十農并進”。三體共化,即作為本體的農業,作為主體的農民和作為載體的農村要共同實現現代化。十農并進,就是要在農村人才、農民組織、農民工、農村道路、農田水利、農村土地、農產品與農資價格、農村金融、家庭農場、農村環境等方面共同建設同時推進。

總之,從理論層面上看,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建設應著力于“五個創新”:一是內涵創新,構建一、二、三產融合,上中下游一體,產供銷加互促的產業體系;二是外延創新,實現“三體共化、十農并進”;三是目標創新,邏輯目標追求是土地產出最大化,不同于美國的勞動力產出最大化;綜合目標追求是“五位一體”,不同于現代農業的單一目標;四是路徑創新,外延擴張帶動與內涵改造提升并重,讓劉易斯模式與舒爾茨模式并重;五是結構創新,重構農業生態系統,從廣義的生態學視角出發,使農業現代化追求的經濟、政治、社會、文化和自然五大目標領域按照生態學原理在重構自身的同時,建造五位一體的整體構架。

困境五:“錢途”茫茫

“貨幣戰爭”的硝煙已經彌漫在世界角角落落,唯有九億人口的中國農村還處在盲區。農村金融是農村生產生活的血脈,但是從1997年開始,原來在農村設有網點的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了降低成本,紛紛將分支機構撤離農村,退出農村市場,對農村實行只存不貸,從農村“抽血”,輸向城市、輸向工業的一邊倒方針。長期以來,一些縣市存貸比高達70-80%,中國20多年以來農貸在全部貸款總額中的占比僅5%左右,印度均在20%左右,高的年份達到25%,有關資料顯示,印度農戶貸款率97.1%。印度進行過三次農業革命,過去吃不飽飯,現在成了農產品出口大國,重要原因就是農村金融比較適合農業發展的需要。他們3-5個村都開辦一個政策性的銀行,為方便貸款,力求給每家都開設帳戶。剛組建不久的新一屆政府又在猛推“大眾金融計劃”,即廣泛開展為社會成員開戶活動,以此激發社會的活力,創造創業環境。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示范,值得我國借鑒。

美國有9000多家銀行,我國只有1200多家銀行,其中上千家是村鎮銀行。臺灣1949年就成立了土地銀行。目前全國小貸公司發展較快,全國8000多家都沒有身份證,監管上也存在許多漏洞。因此,要解決農村“錢途”問題,政策性銀行必須伸腿下鄉,農村本土金融必須快速成長。1999年1月,國家一紙命令將4.5萬家鄉村兩級合作基金組織全部砍掉,今天看來這是過于草率之舉。如當時進行規范整頓、扶持成長,中國今天的農村經濟社會將是另一番景象。在市場化、全球化的今天,培育農村金融的本土力量,讓農民在貨幣戰爭的“正規戰”中學會“游擊戰”,應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。首先應大力發展各類農民互助金融組織,這是解決2億多小農戶資金奇缺最有效、最便捷,也是最成功的路子,各地應鼓勵發展,放手發展,幫助發展,扶持發展。其次,從實踐看,安徽農信社改為農村商業銀行的做法也值得推廣,全省83家法人機構中,已有64家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,其余19家年底完成改制,省社也在積極推進改制。截至2014年6月,全系統存款余額由2004年的712億元猛增到5583億元,增長了7.9倍,貸款余額由513億元增加到3713億元,增長了7.2倍,不良貸款由39.3%下降到2.99%,歷年虧損掛賬得到全部消化。存、貸款占全省銀行的市場份額分別達到18.26%和17.26%,服務三農能力大大增強,累計無償代發三農補貼4億筆。金農卡、社?ê虯TM機市場份額均居全省第一。但在今后的發展中應有一定的政策約束,確保其為三農服務的宗旨不能變。

困境六:耕進草退、北糧南運、人畜爭糧

中國農業整體布局的走偏,帶來諸多結構性問題,主要體現在三個錯位:系統錯位、格局錯位、利用錯位。

一是系統錯位。人類農業有兩大系統:草地農業系統和耕地農業系統。我國現在是草地農業系統越來越萎縮,“以糧為綱”的“糧食情結”使耕地大舉侵占草地,耕地農業越來越發達,草地農業在逐步退化,而人類對肉食的需求又在與日俱增,人們的食物消費結構由8:1:1變成4:3:3(即過去吃8斤糧1斤肉1斤菜,今天吃4斤糧3斤肉3斤菜)。草地超載過牧達到36%,超載過牧又使草場不斷退化。內蒙超載1000多萬頭。建國以來,國家給內蒙草地的補貼每年每畝僅0.16元,近幾年雖大幅提高,每畝也僅3元。草地農業與耕地農業兩大系統的錯位發展,帶來諸多隱患,一些土地亟待退耕還草,恢復自然生態。

二是格局錯位。我國南方雨水充足,自古以來就是魚米之鄉,中國歷史上就形成了“南糧北運”的格局。隨著我國工業化、城鎮化快速推進,今天南方一些地方不再種糧。廣東糧食自給率不足30%,福建、浙江不到40%。中國糧食十連豐十連增,主要靠的是水土光熱條件差的北方生產,缺水就抽地下水,過度超采已使華北平原20多萬平方公里范圍內成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。為解決北方缺水,國家投巨資搞三條南水北調工程,專家測算,送到北京的水,僅成本價每噸就要30元,如果用這個水去種小麥,每斤小麥僅水的成本就高達15元。用“南水北調”的水種出糧食,再把糧食運到南方供應市場,這又是變相的“北水南調”,是到了該嚴令南方產糧地區實現糧食自給的時候了。

三是利用錯位。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“人吃種子、畜吃根莖葉”,然后人畜糞便還田作肥料,農業就是在這種循環中向前發展。我們今天打亂這一規律,讓動物與人爭糧。2013年,全國養牛1.5億頭,羊5.6億只,加上其他畜類和家禽消耗,飼料糧高達3.8億噸,動物吃掉6億噸糧食總產量的大半,近年來每年都以10%左右的幅度在增長。按照傳統養殖模式,一只羊日食3斤草、7個月出欄;一頭牛日食15斤草、一年出欄。全國每年僅6億噸農作物秸稈就可以飼養出數億頭(只)的牛羊。因此,應大力發展草食性畜牧業,尊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規律,這樣才能實現生態有機、可持續的發展。而目前的現實是,大家都急功近利、心態浮躁,不喂秸稈喂糧食,從而導致農作物秸稈無處存放。農民為爭種植茬口,一火焚之。政府為防焚燒,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,圍追堵截,干群矛盾極端對立。為農作物秸稈找個合理出口,一面采用新科技綜合開發利用,一面恢復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規律才是萬全之策。

困境七:種子被“殖民化”

中央已明確對糧食供給定位: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的端在自己的手里,中國人的飯碗里主要裝自己的糧食。當今控制世界有“三金說”,貨幣是黃金,石油是黑金,糧食是白金。發達國家正以“白金戰略”,從源頭上控制別國糧食安全、糧食主權。

美國在種子問題上有著極強的控制力。2013年,世界銷售排在前十位種子公司,美國占4席,第一、第二、第七、第九位種子企業都在美國。2013年,世界最大的轉基因種子公司孟山都總收入149億美元,毛利77億美元,利潤率高達51.7%。中國7000多家種子公司不及美國一家,美國杜邦先鋒的玉米種子占世界80%銷量。我國是大豆的故鄉、大豆的原產地,但是我國大豆已被美國轉基因大豆擊垮,基本上全軍覆沒。目前,進入我國種業的外資企業已有25家,他們均以強勁的勢頭擠占我國種業市場,擠兌我國種業發展。種業主權已經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高度關注。美國911之后出臺生物國防法,日本、印度等國積極采取措施,應對種子帝國控制,爭取種子民主。歐盟諸國也紛紛出臺法案,防止種子被殖民化。

轉基因種子是種子帝國實施種子殖民化的關鍵手段,這是被美國人稱為“屠龍戰略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美國從1962年就開始研究轉基因,到現在已有50多年歷史;蚓庉嬈骺梢詣h除、添加、激活、抑制等多種功能。美國目前的技術可以使幾乎所有的農產品都能實現轉基因化。轉基因是技術,是不是科學還有待驗證。技術就帶有主觀性,科學才具有客觀性。人們常說真善美,自然科學解決真、人文科學解決善、藝術科學解決美。轉基因屬于自然科學,只能解決真,是把雙刃劍。因此,習近平總書記在這個問題上特別強調,“中國人的飯碗里主要裝自己的糧食”,對于轉基因問題必須堅持“研發要深入,推廣要慎重”。

種業是農業的基礎產業,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是種業現代化,糧食安全的前提是種業安全。要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,就必須把種業緊緊握在自己手中。種業必須上升為國家理念、國家意志、國家戰略的高度予以謀劃。

困境八:農業后備軍的培養

全國六千多萬留守兒童,加上兩千多萬隨父母到城里漂流讀書的孩子,這個群體就是中國未來農業的后備軍。江蘇盱眙縣調查,青少年案件中87.5%都是來自于留守兒童。留守兒童已成問題孩子的代名詞,他們是時代的孤兒,社會的棄兒。

農民進城打工,雖然掙了一些錢,與務農相比即期收益有所提高,但許多無形的、非物質性損失和未來長期性損失是不可估量的。“一萬打工錢,三代離別淚。”特別是兒童教育問題,目前可以說是令人憂心。1992年,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聯合國承諾,教育投入到2000年占GDP的4%,2013年才得以實現。教育投入不足,全國推行撤點并校,現在學校由原來的50多萬所撤并到20多萬所,撤了一半。農村小孩面臨著新的上學難,有關調查顯示,農村小學生家離學校的平均距離10.8里,初中生35里。農村教育落后導致嚴重后果,5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時間7.8年,1億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,直接走上社會打工,使我國的農業后備軍科學文化素質難以提高。

近年來,日本實施接班人計劃。1993年,日本制定《農業經營基強化法》之后,農地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向“認定農業者”集中。“認定農業者”指那些在改善農業經營效率和擴大規模上有積極性的農業經營者,政府從大學畢業生中招募有志于此者然后培養,由市町村進行選擇和認定,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農業經營者的能力,培養掌握現代技術的農業經營接班人。被認定者即可獲得諸多農地經營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。這種做法值得我國借鑒。

我國即將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職業技術學院,這是一件符合中國實際的好事。農村教育,尤其貧困地區、農業大區的教育,應改變千軍萬馬擠一條獨木橋的現狀,由精英教育模式改為生存教育模式,讓大多數孩子從小就學習掌握一門生存發展的技能,以此培養大量的留得住、用得上的鄉土人才。印度有一萬多個教育機構,80%以上都是培養技能型人才。美國正在開展“工匠運動”,在社區興辦“工匠空間”。奧巴馬2014年6月18日舉辦“白宮工匠嘉年華”活動,國家擬撥1250萬美元作為獎金,獎勵全國工匠教育和培訓。國家把這項活動作為培養制造業人才的平臺。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。

六千多萬留守兒童和城市中兩千多萬的“小漂族”是中國未來農業的后備軍,未來職業化農民只能從這個群體產生,他們的綜合素質問題事關農業現代化的成敗。不抓好他們的教育,農業現代化只能是“鬼話”。

困境九:“后打工族”的后顧之憂

“后打工族”是指由于年齡、身體、技能等方面的原因,不得不返回家鄉重新務農的農民工。隨著時間的推移,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。他們的生存狀態關乎和諧社會的進程和中國現代化的質量。當一些80后、90后農民工拉著箱桿,哼著網絡歌曲三三兩兩進城尋夢時,一些上了年紀的農民工正陸陸續續扛著標志性的蛇皮袋卸甲歸田。但這決不是榮歸故里,更不是衣錦還鄉,而是一種苦澀的選擇,一種無奈的回歸。

之所以打道回府,要么是年齡大了,干不動了;要么是自身的技術不能與時升級,干不了了;要么是傷病纏身,不能干了。他們是被城市“干完活走人,市民權免談”的野蠻政策遺棄的一族。

他們很愛城市,但城市不愛他們。北京有800萬北漂,但每年只有18萬轉戶口指標,戶口已炒到70萬一個。積分制是一條入戶通道,但上海、深圳實行積分制的城市,一年靠積分入戶的僅3000個左右。國務院發展中心調查,農民工普遍向往城市,有回鄉意愿的僅占7%,但現實是在城里買房的僅占0.7%,這兩個“7”的巨大反差,值得社會深思。從表面上看,“后打工時代”表現為用人企業與農民工之間的矛盾,背后隱藏的卻是現行的農民工體制,無法保證他們在年輕時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轉型。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農民工向產業工人轉化所需的成本,大多數農民工來到城市之后,無法實現“能力再造”,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就業、住房、社會保障、衛生服務、教育等方面權益,只能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從事簡單的、機械的、低水平的勞作,通過出賣體力和青春換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機會。一旦沒有體力可出、青春可換,那么“回家”也就成了農民工唯一而又無奈的選擇。“用之而不養之,用之而不護之,用之而不留之”,“后打工時代”集中體現了我國現行農民工體制的弊端,集中反映了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使用。對他們來說,從農村到城市再回到農村,是歷史的宿命,想掙脫都掙脫不了。盡管中央正在出臺一系列政策逐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,但對于老一代農民工為時已晚。

這個群體當前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職業病問題。全國有兩億多職業病患者,主要是農民工群體。一份調查顯示,職業病患者的農民工85%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。在人生面臨生與死兩大關頭的關鍵時刻,身處何處是社會文明程度的主要標志,在家還是在醫院是生活質量的根本體現。社會上管看得見的流血的傷叫“紅傷”,這些看不見的不流血的傷叫“白傷”。后打工族群體主要是“白傷”問題。如果若干年之后這些人職業病高發,打工掙的錢也已花光,那不光是他個人的痛苦,更是家庭的負擔、社會的包袱、政府的責任。上億患者對農村農業的拖累,今天很難想象出會是怎樣的結果。

困境十:日益惡化的資源環境

改革開放以來,有3億多畝耕地沒了,英國有個“羊吃人圈地”運動,中國有個“房吃人圈地”運動。我們20億畝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積的不足十分之一,但我們要養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。我們人均耕地只是美國的十三分之一,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,連比我們窮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們的1.2倍。我們比美國多十億人口,但美國卻比我們多近十億畝耕地,我們糧食總產6億噸,每年還需要進口約10億畝土地的產出物才能滿足社會需求。全世界糧食總產25億噸,參加國際貿易的只有3億噸,我們每年購買9000多萬噸,購買量占總貿易量的差不多三分之一,小麥、玉米、大米、棉、油、糖等主要農產品樣樣需要進口。即便全世界糧食貿易3億噸,全買來還不夠我們消費半年的,那樣我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敵,全世界有上百個國家缺糧,我們全買了,人家就完了。

耕地的數量銳減,質量也在嚴重退化;、農藥、農膜、重金屬污染愈演愈烈。過去100年,人類人口增加了3倍,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,水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。中國是世界上十三個貧水國之一,人均淡水資源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%,且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南,占81%,而長江以南的耕地只占全國的36%,北方少水,且雨量時空分布不均。

到2013年底,中國有水庫98002座,水電站46758座。百米以上大壩全世界45000座,中國占22000個,世界第一,美國只有6600個。大壩造成的生態破壞十分嚴重,以湖北魚苗為例。湖北是中國四大家天然魚苗產地,年產200億尾,2007年三峽蓄水后,年僅2億尾,銳減98%。2005年長江水域已建成水庫45694座,占全國53.7%,長江魚類捕撈量因此由1954年的45萬噸下降到近年的6萬噸。最近美國流行的大片《拆壩》紀錄美國如何正為恢復生態而拆除水壩的,美國人認為凡是河流都必須有自然生長的魚類,這才是正常的生態。美國近年拆壩平均都在50-60座,中國人依然在筑壩,且以世界最高為驕傲,它截斷的不僅僅是水,而是無數條賴以生存的生態鏈。物種的多樣性也會因生態鏈的斷裂而趨于消亡。

到2011年,全國流域面積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已由上世紀50-60年代的5萬多條減少到2.29萬條,流域面積50平方公里的河流僅有4.5萬條,還不及上世紀50—60年代流域100平方公里的多。

水體污染不光受到農業的農藥、化肥面源污染和工業的廢水排放污染,更受到醫藥的污染。我國人均消費抗生素138克,是美國的10倍以上,居世界第一,我國地表水含有68種抗生素,有的含量高達幾百納克(工業發達國家一般小于20納克),另有90多種非抗生素藥物從地表水中檢出,說明每個人每天只要一張嘴都在被動地吃下150多種藥物。工業廢水已經使我國產生了260多個癌癥村。我國已有1/3國土被酸雨覆蓋,可謂逢雨必酸。生態環境的惡化,使農業生產嚴重受挫,食品安全源頭受阻。中央提出對生態環境損害要實行責任終身追究制,這是世界上最嚴厲的制度,但落實起來還需要深入細致的制度探討,因為它時長、面廣、人眾,責任的分割、認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,一些人就是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,在不擇手段的“改天換地”,“只要壘起金山銀山,哪管日后洪水滔天”是他們的座右銘。杜甫當年慨嘆:“國破山河在”,我們今天決不能讓“國在山河破”。全社會都應克服“人是自然的主人”這一錯誤認識,樹立“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員”的正確理念。自然生態的惡化實質上是社會生態扭曲的惡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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